有人说，《疯狂的石头》本质上是一部关于贼的故事。

这么说也没错，毕竟，电影里面的故事也始终围绕着“偷”和“保”石头来进行。

故事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，就是有人要偷翡翠，有人要保护翡翠，如果按照顺序来拍的话，其实还真的很难有什么出彩的地方，但是多线叙事的好处恰恰就在于此了。

也有人认真地全面地分析《疯狂的石头》。

周清泉在个人专栏上写道：“《疯狂的石头》片名——“石头”为什么“疯狂”？”

“我们首先从这块石头上来分析，它是翡翠，其化学成分是硅酸铝纳，红色为翡，绿色为翠，以绿色鲜艳者价值最贵。但其实质还是天然矿石。

天然的石头数不胜数，不知为何人类青睐翡翠，也许是奇货可居，翡翠让人们忘记了它的本性。

石头无语，也不会歌唱，是无数盗贼让翡翠变得疯狂，《疯狂的石头》折射社会之怪现状。华币也好，美元也罢，无非就是一张张肮脏的废纸，但是人们都在为它茶饭不思，魂牵梦绕，乃至丧心病狂。

那么我们再来看电影的主题，主题是什么？

有人说，就是关于贼偷和偷不着的故事，事实上，这个总结没毛病，电影的主题就是“笨贼娃子故事”的回归与颠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祖辈们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，强盗也好，小偷也罢，无一例外的全是“笨贼娃子”，这也许是蜀川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有人把人世间分为庙堂（朝廷）、江湖和民间三个世界，各个世界的行为准则、价值观念、文化特质都大相庭径。在艺术作品中，作者或多或少会受各种观念、准则的支配与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从影视艺术“盗贼”故事的原型和母题来看，在庙堂文化中，盗贼无恶不作，烧杀抢掠，横行乡里，怯懦的人们对他们敢怒不敢言，但盗贼只有凶狠没有智商，在聪明的好人面前总是丑态百出，正义的勇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但往往都会遭遇困境，最后都是清官的一只判官笔替百姓申冤昭雪。如果是善良的人们联合起来，确切地说一定有某个正义组织代言人的号召，对付盗贼，总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击败他们。

远的比如包公故事系列中捉拿盗贼系列，近的比如小日子侵略者（广义上来说也算盗贼）的遭遇，在早期的许多抗战影片中，鬼子总是被三岁小孩骗得团团转，总是犯一些低级错误，经常误进我军，游击队、童子军的埋伏圈，最后总是气急败坏地来报复而遭遇灭顶之灾。

再比如80年代之后的大陆警匪片，多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执法者总是能侦破盗贼的犯罪谜团，将盗贼捉拿归案绳之以法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，如女奇偷“千手观音”怎么高明也敌不过女神警“反扒大王”的智勇双全。

在江湖“盗贼”系列当中，“盗贼”多是对统治阶级的对头，他们多是江洋大盗，他们或者技艺高超，或者来无踪去无影，飞檐走壁；或者打家劫舍劫富济贫，疾恶如仇又行侠仗义，或者救人于危难之中。这在港岛的影片中表现尤其突出，连影片名字都透着作者对盗贼的崇拜和敬仰。如《暗战》里面的华仔等。其实，这类盗贼往往是侠客的变形，是正义的化身。

在民间话语体系当中，小部分盗贼故事是江湖系列盗贼故事遗落在民间的发芽开花，当中寄托着人们对盗贼的期望，大部分盗贼故事是“笨贼娃子”故事的衍变和复制。尤其在“川耗子”特殊的地域文化当中，大盗不多见，通常是小偷小摸，但都没有老百姓聪明（实际上是编故事人认为的“贼没有我聪明”），正如包世宏所说的：“天底下比我聪明的贼还没有生出来”。因此，在《疯狂的石头》当中，乡村小偷也好，国际大盗也好，在一个小小保卫科长眼里，都是欠缺智商的角儿。

也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过去的那些关于贼的主题的电影。其中很多盗贼都是靠技术吃饭的，实实在在是江湖中人，缺乏技术又缺乏智商的抢劫犯在这里面不仅被鄙视，往往刚出手就栽。

套用港岛的江湖话来说，现在出来混的谁特么还讲道义？都讲钱！

《疯狂的石头》的“笨贼娃子”故事是对对庙堂文化和江湖文化中“盗贼故事”的颠覆和反叛，同时也是向民间文化的回归。

影片中执法者在这场反盗窃活动中完全是失职的，虽然包世宏是从警校毕业的，学的是刑侦专业，不属于国家暴力机构成员，仅仅是一家即将倒闭的国营企业的保卫科长，但自始至终与大盗小偷斗智斗勇的都是他，而且最后也是他用最不“文明的执法”把麦克捉住。

影片中有四处出现执法者，一处是交警处理道哥三贼以搬家之名行盗窃之实时的违章停车，交警无法识破盗贼的伎俩，后来我们在公车上播报的新闻画面上也没有看见那个交警的介入。二是消防执法者发现是谎报火警后对包世宏一本正经的质问。三是包世宏到警局报告谢小萌被绑架之事，他们的侦察却被谢小萌的父亲“卡”掉了。最后一次是包世宏捉住麦克时执法者的出现，执法者举枪对准电梯的结局与港岛流行警匪片一样，总是在“战争”结束时才到达横尸遍野的现场打扫清洁。这与主旋律的电影也完全是背道而驰的。